读书的态度

 

因为对“法律秘密主义”的不满扯到了一个典故，惜哉剑术疏，无法记诵原文，只好紧急翻书查找……牢骚发完顺便复习复习《左传》，结果发现23年后，又有一个激烈反对公开法律的人，而且还是我一向崇敬的圣人！这下可把我吓得不轻：“怎么孔子也跟羊舌肸（叔向）一个鼻孔出气，反对起铸刑鼎来了呢？”

查找了网上关于这段史实的资料与评论，大抵是老调重弹的说什么没落贵族之类的讥讽之词，倒也不是为尊者讳，而是我觉得一个伟大思想家，固然可能限于时代的关系，而在具体施政做法上有所出入，但是所谓“大德不逾闲”还是有道理的，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，单纯为了“具体的礼”或“贵族特权”是不可能那样的（夫子之道，一以贯之啊！）。终于法学之事还是专家说的透彻深入，让我给找到一篇令人信服的好文章：〈孔子反对铸刑鼎的宪政涵义〉，特地推荐过往朋友们抽空都读读。

这个实例再次说明了古书难读的原因，今人往往以今天的想法跟现实来揣度古人，于是总不免出现厚诬先贤的情况，这还是好的，只是诠释上的问题，学养上的瑕疵罢了！甚至有强古人之意以为我用的情形，几年前在书摊上淘得一书曰：《〈论语〉批注》，作者号称是“北京大学一九七零级工农兵学员”，开头几页都是革命导师的格言教诲，接着看它的“批注”实在令人忍俊不住，姑举一例以明之，在学而开篇解说批判“学而实习之，不亦说乎”时是这样说的：“（这）是叫他的门徒专心致志地学习礼乐诗书，把自己训练成复辟奴隶制的帮凶。”；而对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则是这样解说的：“（这）是要他们拉拢来自远方的反革命党羽，扩大反革命组织。”……真是够了，要是这样子的读古书，还不如别读呢！

十天前我曾经计划上曲阜参加祭孔大典，据说今年首次国际联合举办祭孔，就是看看八佾舞的热闹也挺有意思的，可惜敲定行程的时间有点晚了，买不到车票也定不到酒店只好作罢！怀着一丝丝遗憾的心情在家看转播之后，倒庆幸起自己没有去凑那个趣了，套句相声演员的话：这都是“什么乱七八糟的”？不过，这也难怪，看看主办成员的构成就明白了，好容易拉来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”牵头，可国内都是些什么单位啊！最高级别的是“国家旅游局”。换句话说，人家是教育科学文化出面，咱们则是所谓的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，出发点不同，要求效果自然不一样。区区如我辈者希冀看到麦加或耶路撒冷朝圣那样的场景，根本就是缘木求鱼。

批林批孔也是他，联合祭孔也是他，政治经济牵扯的跟真正的孔子无关，但是却显示了国人对待过去、面对历史时的态度：“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”。有这样的意识在，无怪乎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了！也因为这样的轻佻的心态，先师先贤都是可以利用的，都是没有任何庄严跟敬意意味的词而已，所以厚诬扭曲古人又怎么啦？

话说到此，要帮胡适先生辨冤白谤一下，上面那句历史可以任意解释的话实在不可能是胡先生说的，可是我看到好多人动辄胡适说过如何如何云云，这已经不是语境时空或者扩大解释的问题，而是人云亦云的糊涂虫问题了，就跟前述讲到夫子之道一样，谁都知道胡先生一生主张的就是：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的严谨治学态度，他怎么可能会这样说呢？

我想读过著名太平天国史家罗尔纲先生所写《师门五年记》的人，应该都会对那个著名的故事印象深刻：罗先生在1936年发表了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》一文，该文引申清人郭嵩焘的话，所谓“西汉务利，东汉务名；庸人务利，宋人务名；元人务利，明人务名”，认为清代士大夫好利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。此文遭到他的老师胡适的严肃批评，胡适怎么说的？因为原信不算长可是却很能代表胡先生的治学精神，这里全文引用：

尔纲：

我在《史学》(《中央日报》)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》，很想写几句话给你。

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。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，他人是旧式文人，可以“西汉务利，东汉务名；唐人务利，宋人务名”一类的胡说，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，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。西汉务利，有何根据？东汉务名，有何根据?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，就妄下断语，以为东汉重气节。然卖官鬻爵之制，东汉何尝没有？“铜臭”之故事，岂就忘之？

名利之求，何代无之？后世无人作《货殖传》，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猗顿了吗?西汉无太学清议，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，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？要知杨继盛、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，严嵩、严世蕃、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，独非“士大夫”乎？

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，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。

明代官绅之贪污，稍治史者多知之。贫士一旦中进士，则奸人猾吏纷纷来投靠、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，“士大夫”恬然视为故常，不以为怪，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。

你常作文字，固是好训练，但文字不可轻作，太轻易了就流为“滑”，流为“苟且”。因此写文章一定要慎重，发表文章就更加不能轻率。

　　我近年教人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有几分证据，说几分话。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。有三分证据，然后可说三分话。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，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。

　　又在《益世报·史学》二十九期见“幼梧”之《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》，似是你作的?此种文字可以作，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。

　　偶尔冲动，哓哓至几百字，幸勿见怪。

看了这封信之后，再综合对胡适一生的印象，我相信只要有点怀疑精神的人，都该对这个话产生出处的疑问才是，然而事实却非如此，直到今天还是传诵一时，都说是胡先生说的。（还真是“胡说”啊！）

我在北京日报上看到谢泳先生有文章曰：〈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？胡适没说过此话〉，考证得极为清楚明白了，但是仍然有人拿这话来批判胡先生，跟唐吉诃德似的认定风车就是“不法的巨人”，非要拿长矛刺杀不可呢！看到这类的文字你除了哭笑不得，不然又能怎么样？

近年来流行一句话叫：“性格决定命运”，其实态度也决定读书结果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