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安先生能不死吗？

著名学者李泽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在一篇题为《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》的文章中，以“启蒙”与“救亡”为主题来结构中国现代史，由于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创伤，加上改革开放带来迫切与世界接轨的心态，“救亡压倒启蒙论”简洁精准的表述乃一时喧嚣腾上，普遍为知识界所接受引用，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史很有代表性的论述。

问题是，进入新世纪以来形势一片大好，国际出现的是中国威胁论之类狐疑打量的眼光，但是救亡心态还是存在大部分人心中，激进的、一步到位的“革命”想法，不论在朝在野仍然是主要的意见，这又是为什么？

【革命】革命：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，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，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。

上面这段话是权威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革命的解释。换句话说，按照常理来说，“政权”的所有者应该是不喜欢革命、是要反对革命的（不然他们就要被“摧毁”啊！），也就是所有的执政者应该都是“反革命”才对。可是奇怪得很，过去竟然有“反革命”这样的罪，对付的就是那些要“革命”的异议人士。这就是说，不论当权者还是反对者都自认为是“革命”的，而对方则是“反革命”的，在这里革命一词已经失去它原来的意义，变得有些神圣起来了。

革命是怎么从一个描述词变成充满光环的褒义词的呢？这是个很值的探讨的问题，如果要深入的说清楚，恐怕得写篇博士论文才行，这里我注意的是它所折射出来的心态：在救亡的激切情绪下，只有摧毁旧的（腐不腐朽咱们暂且按下）才能建立新的（进不进步也暂且不说），这样的一种奇怪逻辑。

在上述的定义中，指的是政治革命，由于政权的排他性使得这个革命，自然要摧毁旧的才能建立新的。然而当我们把革命用在别的地方时，是不是也要这样呢？

我们来看看西方的科学发展史，当我们提到“哥白尼革命”（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）时，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指由于它（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）的建立，产生了库恩所谓的“范式”效应，旧的学说于是失效了。这并不意味着哥白尼以打倒旧的学说为主要任务，然后才能建立他的新学说，客观上来讲他确实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，但是顺序却非如此。

接着咱们再看看另一个非政治的著名革命：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“工业革命”（Industrial Revolution），这个情况也是一样，蒸气机的大规模使用，取代了手工作坊，但是这些转变并非“一夕之间”完成的，也不是先摧毁手工业之后才能建立机械工业的。

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，除了排他性的政权之外，其他的所谓革命对原来旧事物所造成的排挤效果，其实都是逐渐过渡的，新的成立之后，旧的也未必完全摧毁，更甭提要先摧毁旧的才能建立新的了！

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我拿支笔弄张纸比画比画，写出来的字肯定是比王羲之“新的”了，如果它真的有价值，在书法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“进步”，那么，大家自然会不再推崇并临摹王字而改写我的，这就在书法史上造成“革命”了！我用不着先把王羲之所有的字都摧毁了，然后才能建立新的书法体系，况且我的“新”一定比王羲之的“旧”进步吗？这个可难说，谁来认定？换句话说，新的东西进不进步还难讲呢，王羲之的拥护者也有反对我的字权利啊，用时尚的讲法就是：究竟我的字是否既新又进步的革命，应该交给市场机制来决定。

然而，情况却非如此。

在救亡的急切心情下，在理性的傲慢下，认为自己代表了唯一真理方向，认为反对者都是反对启蒙的，都是顽固守旧的，不容分说要打倒这个那个，革命的定义进而被狭窄化了，只有破坏性的革命才有正当性，不破旧也能立新从而产生革命效果的想法，变成了可鄙的机会主义。于是只要是不摧毁旧的，那就是不彻底的、妥协的，于是也是具有莫大危害性的反动的。……最后结果是启蒙者变成反启蒙者，革命者成了反革命者，这个状况在文革达到最高峰，其影响至今犹在余波荡漾。

俗谚有云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”，然而这毕竟只是民间俗语啊，或许用在政权更替上是这样没错，用在原地盖新房大概也还行，问题是文化并不是原地盖新房啊！“文学革命”如此操切鲁莽，摧毁的都是些什么啊？

王国维先生，To be or not to be ?…